一则消息最近低调现身报端。山东鲁能，这样一家在数年间完成“国有—职工持股—私人公司拥有”私有化链条的企业，如今又迈入重新国有化进程。尽管有其行业和企业特殊性，但被认为是释放了一个强信号。事实上，这些年对于国企产权改革的主流观点一直在不断调整。上世纪90年代各界曾对“国退民进”达成了相当共识，主张搞产权改革、鼓励改制。近年来表述口径虽没有太大变化，但理解已经不尽一致。与数年前国有企业步履维艰的状况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们现在习惯于听到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高歌猛进、年利润动辄千亿元的消息。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国企境遇冰火两重天呢？国资布局及其调整有没有背后的深刻机理？这里仅尝试从国企运行效率的角度做些阐释。普遍的看法是，国企暴利的唯一原因是垄断；一些较有理论色彩的观点认为，全球化分工带来改革的“后发优势”使得中国经济勃发，国企和民企一样从中受益，而并非内部机制转变所致。但是，中国国有企业当下所表现出来的竞争力完全是拜外因所赐，而与自身进步无关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回顾多年来国企改革的路径。在改革初期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与企业如同父亲与孩子的关系，孩子可以通过讨价还价，用游说获得父亲的“保护”。比如软补贴；可以减免或缓交各种税金——软税收；可以赖掉应偿还的贷款——软信贷；可以任意上涨的价格——软行政价格。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很早就精确地描绘了社会主义国家预算约束的软化。事实上，多年来国企改革的实践始终是围绕解决所有者缺位、硬化预算约束和明确财产收益关系而进行的。无论是华生等人在上世纪80年代首倡的从财产关系入手，成立国资管理主体，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解决出资人到位，还是到90年代股份制改造，成立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直到今天国资委大力推动央企战略重组布局，如此漫长的改革历程依旧没有完成国企改革理论的最初设计。这二十多年间，我们也经历了从提倡产权改革转为抓管理，从鼓励改制、MBO到郎顾之争和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以及近年来引进外来资本实现股东结构多元化，提倡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实现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等一系列微妙拐点。行至今天，尽管中国国企改革还存在种种诟病，但其竞争力已经大为改观。

　　一方面，现代产权论给国有企业改革指出了一条捷径。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搞股份制划清了产权边界，企业在产权结构上已经由国家所有的一元化结构走向国家、集体、法人、自然人所有等多元产权结构；而诸多国有小企业也通过内部人改制，选择管理层和职工持股模式，产权置换为非国有企业。另一方面，Martin和Parker等学者的超产权论（beyond property-right argument）也一定程度上为理解中国国企改革提供了参考。他们认为，由市场竞争所驱动的企业治理机制才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基本因素，私有化并不是解决企业经营成效问题的金钥匙。产权变动只是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优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产权变换的真正意义在于驱动治理机制的变化，如果不同产权下的治理机制都类似，那么变换产权，企业的效益就不会改变多少。

　　由此出发，让我们重新审视国企改革。首先，近年来国企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单一国企之间的竞争关系，而是与跨国企业、中外合资企业、民营资本多种经济主体共存的格局，好比草原上整天与狮子竞逐的羚羊也自然脚力日增；与此同时，引入先进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企业运营机制。如央企经理人的全球高薪聘任制，日趋严苛的考核体系；董事会、独立董事以及监事会等多层次的制衡力量使得企业经营决策的可行性和专业性大大增强。

　　尽管这样的实践在中国国企中还未普遍，但可以看到国际规则正在被中国国企逐渐熟悉并接受，也许实行中还形似而神不似，甚至被讥为花瓶，但是要看到由于公司治理的复杂性，即使在成熟的西方国家也没有通行模板，更何况是处于激烈变革环境、既要打破规则又须维护秩序的中国呢？这里，通用电器CEO杰克·韦尔奇与一位中国企业家的对话耐人回味，“如果你是GE的创始人而非经理人，你还能成为今天的你，GE还能成为今天的GE吗？”韦尔奇遭此诘问。这位中国企业家表示，因为全中国的企业家都在学习他提出的六个西格马管理经验。但是中国的企业家往往集创业者和管理者的身份于一身，他们既要习惯打破规则创立事业，又要恪守规则规范管理，很大程度上两者难以兼容，六个西格马就成了纸上谈兵。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不过二十多年，大多数创始人还没有完成向管理者角色的转变，这是中国企业的现实，它更折射出了中国公司治理的困难。从这个角度来看，相比于还是创始人文化占主导，同样面临着诸如家族传续等瓶颈的大多数民营企业，尽管国有企业存在种种弊病，但他们经历战略重组后拥有一定规模和较为稳固的结构，与国际规范的对接在一定程度上还相对容易些。总而言之，要理解中国国企这些年中的发展，现代产权论和超产权论看似矛盾，实则统一。无论企业的产权基础，还是企业外部竞争的市场环境、内部的治理结构，还是建立现代化工业、规模经济等诸多方面的诉求，都是中国国企近年来高歌猛进的重要原因，是不可或缺的硬币的两面。

　　在改革30年的大背景下重提市场化方向固然具有指导意义，但改革运行至今重大领域的变革已远不是“市场”与“非市场”的对立，要比这种区分复杂得多。对于包括国企改革和国有经济进退得失的评价也应该不仅仅从“国进民退”的角度出发，认识到国有经济行进至今形成格局背后深刻的机理，恐怕才有利于对今后的方向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作者为华夏认证中心研究院研究员）